（ZT）《JG神社》的露脸与麻烦 ―― 《瞭望新闻周刊》
今天看到了这则报道。于是很想和大家分享，并且为了不要太触目惊心，我很无聊的把里头那个敏感的字眼都替换了。的确很无聊，这会使这篇东西显得不严肃，但是我这样的人只能做到此，为了避免通过搜索引縕过来的陌生人，也为了我不喜欢看到那几个字。
反正就算这样，我想该明白的都是明白的。
不论文章的观点如何，我认为这都是事实，甚至一些细节和感觉，也都是真实的东西。一般而言，我们只要在这里呆的足够久，就或多或少都会有同样的感触。这里如此繁华，如此优美，但还有着种种的，不舒服。
《JG神社》的露脸与麻烦
（中国）《瞭望新闻周刊》 (2009-06-02)
“如何与邻居相处？除了政治家的对话以外，也需要民间文化的交流。这部电影是一个契机，它会开辟一条通道，尽管坑坑洼洼，但起码能透出光亮”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刘 巍
实习生王旭光
在日本生活的第二十年，旅日导演李缨收获了他人生前所未有的荣耀与麻烦。
5月18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在二审中驳回了日本右翼的控告，控告指责李缨在JG神社内进行偷拍。“那种镜头一看就不是（偷拍）”，李缨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偷拍’只是控告的理由之一，这会是一个漫长的官司，下一次开庭确定在了7月份。”
就在一个月前的4月10日，日本“全国电影观众联盟”将特别大奖授予李缨花费十年拍摄的纪录片――《JG神社》。这部引起全日本争议的电影吸引十多万观众走入影院，打破了日本纪录片的观映纪录。
位于东京九段下的JG神社，平日安宁静穆。每年一到8月15日，这里就会变成一个纷扰复杂的祭祀空间。
李缨的影片记录了身着旧时日本军服、振臂高喊“天皇陛下万岁”的日军老兵，手举星条旗、支持小泉纯一郎参拜的美国人在JG神社的活动；也记录了日本右翼在JG神社举办集会时，突然从侧翼冲出的日本青年，在扭打中高声抗议为军国主义招魂的行径。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加藤嘉一认为，这部电影不是判断对错，而是一部使人们了解JG神社究竟是什么场所，思考JG神社问题到底为何如此复杂的影片。
李缨在导演阐述中写道：“《JG神社》是对战争进行祭祀的一个生与死的巨大舞台，在那里我看到了关于战争的各种各样的记忆与忘却，我力图通过在JG神社当中残留的战争后遗症，对战争与和平这个人类永远的题目进行探索，我希望这个追寻能够在这部电影所有观众的各自心中找到思考与答案。”
成为被告
3月5日，李缨及其制作公司“龙影”被JG神社后援人士和团体以“侵害肖像权罪”告上东京地方法院。这一天，正好是他旅日二十周年的纪念日。
李缨告诉本刊记者，右翼分子认为他的电影对JG神社有冒犯与亵渎，他们开始向社会募捐，要把他们认为的拍摄“反日”影片的导演彻底打倒。
日本律师协会的一批律师义务为李缨辩护，他们承诺，如果是JG神社直接出面状告李缨，日本律协将组织“百人辩护团”为影片辩护。李缨记忆犹新的是，一位律师即席唱起了中国歌曲《团结就是力量》。
李缨因拍摄欠下了巨额债务，付不起高昂的律师费，但他须为律师们承担日常费用。“如果是持久战，我会一直打下去的，他们募捐我们也募捐。”李缨说。
李缨拍摄的这部影片是第一部关于JG神社的纪录片。他说选择这个题材源于自己的“条件反射”。
李缨的父亲――诗人李士非去东京看望他。日本的繁华以及优美的环境赢得诗人的赞美：“大街／小巷／凡有泥土的地方／都有树木花坛／流经市区的河川／清茢如山泉／水面没有垃圾／只有飘落的花瓣。”
可在JG神社里，穿着和服跳舞的女子，拿着飞机模型往人群中飞掷，说这个到台湾去，到支那去，这给李父极大刺激。在现场演奏的军乐里，有一首李父少年时在徐州听到过，这就是《进攻徐州战歌》，这导致李父心脏病发作……
1997年，李缨准备筹拍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纪录片，很偶然，他在日本参加了“南京问题六十周年研讨会”。开场是放映日军当年拍摄的纪录片《南京》，当放映到日军占领南京举行升国旗仪式时，会场上竟然响起一片掌声。那一刻，李缨非常震惊，他当即决定放弃原有拍摄计划，将镜头朝向JG神社，这个在日本国内影视界尚无人触碰的地方。
1869年，明 治天皇为了纪念建立明治政府的战死者，创立“东京招魂社”，1879年更名为“JG神社”。迄今为止已有246万在历次战争中战死的军人被招为“英灵”供奉于此，其中80%以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丧生的，包括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主要决策者之一东条英机、策动者松井 石根等。
李缨说，“拍这部电影，是一个条件反射，因为我生活在日本时感受到了种种不舒服，JG神社毫无疑问是日本的战争后遗症，也是整个亚洲的病症，因为这种病症已经蔓延开来。连我生活在日本，都成了病人，我不舒服、我条件反射地不愉快，因为看到了日本右翼和我们对战争历史的态度差异。”
公映之路
旅居日本以前，李缨曾在中央电视台任职。20年前，他为追寻爱情而东渡日本。身处异国，李缨曾干过整整三年的搬运工。1993年，李缨成立“龙影”公司，从事纪录片和电影创作。1998年，李缨拍摄了华人在日本拍摄的第一部影片《2H》，这部他本人的电影处女作在次年柏林电影节上获得“最佳亚洲电影奖”。
《JG神社》的拍摄历时十年，李缨在神社内遇到阻挠、轰褰与围困都是常事。他觉得更艰难的是资金匮乏。李缨一直在拆东补西，以自己影视公司赚的钱，补贴拍摄费用。“从1997年开始，这部纪录片前后拍了十年，确实是我当初没想到的。”李缨说，“这部片子是独立制作电影，最后钱花完了，没法做下去了。”
从此，李缨开始了长达数年的“化缘”历程：他尝试着申请日本艺术文化振兴基金，2007年4月，获得了750万日元的赞助费用。
但这些钱仍然不够拍完电影。后来，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和北京中坤影视公司给予了资助。
2008年3月26日，在香港国际电影节上，李缨的《JG神社》荣获纪录片竞赛单元的“最佳纪录片人道奖”。
紧接着的3月31日,原本计划上映《JG神社》的日本影院全部宣布取消上映。影院解释：受到日本极右翼团体骚扰，担心继续上映，会危及观影者安全。
当天，日本导演协会理事长崔洋一即代表日本导演协会发表公开声明,认为干扰上映“会让电影上映萎靡,并压迫导演的自由创作精神”。
4月2日,日本首相福田康夫说:“如果仅仅因为遭到故意骚扰或部分人的某些特别原因而停映,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JG神社》能否上映最终在日本演变为公共事件。日本的文化界、法律界、传媒界普遍认为，干扰上映的行为，伤害了日本《宪法》明文规定的表达自由与创作自由。
2008年5月3日，《JG神社》在东京正式公映，出于安全考虑，观众进入影院要经过安全检查，警卫人员则面向观众把守在银幕两边，这在日本是前所未有的情形。
“一个契机”
《JG神社》呈现了JG神社问题的复杂性。
在日本，JG神社远非少数右翼分子的基地这样简单，近250万的亡灵牵涉的家庭与族群数量庞大，对战死者祭祀的宗教信仰在民间又有着广泛基础。
贯穿电影的线索是92岁的刈谷直治制作最后一把“JG刀”的过程，面对有关“JG”含义的询问，老人总是沉默。当问到平时是否会听音乐?老人起身，把一盒磁带放进了录音机，那是裕仁天皇的讲话。
两位日本青年在JG神社抗议右翼为军国主义招魂，遭扭打、推搡，最后被警方带走。“中国人，滚回去！”右翼分子竟以为他们是中国人，但日本青年毫不屈服，一直高喊着口号。拍摄这一幕时，李缨的心怦怦直跳，以至于镜头最后失焦。
“通过这部影片，许多日本人认识到，参拜JG神社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国际问题，它还是一个日本国内的问题。”李缨说。
他认为，中、日、韩三国均面对因战争而遗留的历史问题，“仅仅仇恨是不会解决问题的。既然不能搬家，就要学会与邻居相处。”
“如何与邻居相处？除了政治家的对话以外，也需要民间文化的交流。这部电影是一个契机，它会开辟一条通道，尽管坑坑洼洼，但起码能透出光亮。”
2008年3月，李缨在香港电影节获奖后，就回到北京。现在，他租住在北京的一处四合院里。早在电影拍摄的最后几年，李缨就陷入经济上的困顿。他骑着自行车来到了采访地点，告诉本刊记者，电影虽然在日本发行得不错，但发行公司因上映惹来的麻烦已濒临倒闭。
在日本，李缨采访过著名记者本多胜一。本多胜一曾多次到中国采访，在日本出版著作，客观反映南京大屠杀事件。由于人身受到威胁，七十多岁的本多胜一至今仍要戴假发和墨镜出门。
电影在日本公映后，李缨被迫回国居住。因为他的离开，公司的经营出现停顿，由于右翼分子威胁，公司已多次搬家，大门换成了封闭式。每天巡警不断探查，如果没有问题，他们会在门上留下“平安无事”之类的条子。
“去年一整年，对于我来说，是极为成功，却也是极为痛苦、极为尴尬的一年。”李缨说，“我现在的工作就是争取电影能够在中国公映。”
他已得知消息：8月15日，《JG神社》将在美国、韩国公映，那一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战纪念日。□
